整颗心坠入谷底，很郁闷。
不知道自己将会被隔离多少天，若是被隔离太久，担心学生的课业被耽误了。
另外，心底还藏着另一个不轻易告诉外人的隐忧：躺在疗养院病床上的Cikgu会不会因为等不到我去看她而感到失望？
还记得年初四和丽凤一起去探望老师，看着她津津有味地吃着我买去的鸡饭，还特别要求我买甜饮料和零食给她止馋。她说：“吃，是人最大的幸福。能吃，就要尽量吃。”
冠病足足害我被关在房间里8天。2月12日，星期天终于重获自由，可以回到课堂教书。心底无比的兴奋。
教完课之后，兜去羽毛球场找老同学哈拉，之后就顺路去了一趟疗养院探望老师。看到她沉睡在床上，也就不打扰她了。
感染冠病的后遗症还真让自己难受。鼻塞、间歇性的咳嗽，还有就是犯困嗜睡。所以，好几次有打算再买点好吃的给老师止止馋，却也因为自己不舒服而作罢。心里就因为没有去探望老师而略有耿耿。
前天星期四，脑子忽然浮现去疗养院探望老师的念头。念头才消退不久，就接到了老师的二嫂打来的电话，告诉我老师当天早上五点在睡梦中往生了。
一阵浅浅的悔意参杂着错愕浮在心头。
老师怎么走得这么突然？原本还期望老师的脚腿骨折康复后，再安排一个同学聚会，让大伙儿可以和老师聚聚。现在却换成要安排同学们到老师灵堂给老人家上香。
爱珍、素宝和丽凤都说要一起前往给老师上香。午后老师的灵堂是冷清的。7、8个白发苍苍，7、80岁的长者坐在灵堂前的桌前聊天。没有人认识我，我也认不得老师的家人。老师单身终老，没有子女。我呆立十多分钟，丽凤到了，长者们也离席了，我才向留下来的一位女性长辈自我介绍。那是老师的大嫂。
大嫂向我们透露，原来老师2年前就罹患癌症，但不愿让外人知晓，包括我。老师临终前开始厌食，整日昏睡。家人把她送回医院，然后就在星期四早晨五点于睡梦中脱离尘世的痛苦。
我觉得一切好像很不真，心里还盘算着几时要去疗养院探望老师。。。
我确诊冠病了。
上星期六早上教书回来，就感到浑身发烫，而且脑袋又重、又疼。
由于下午还有课，为了学生的安全着想，战战兢兢地给自己做个鼻腔粘液检测。看见两条线浮现，整个世界都昏暗了。
没想到“守身如玉”快3年了，最终还是被病毒沾上了。
还很天真地认为在这个时期感染冠病应该不会有什么大问题。人们都说目前冠病很寻常啦，像轻微的感冒那样两三天就没事了。何况自己也已接种三剂疫苗，应该可以轻松在两、三天后就康复了。于是，通知学生：星期六和星期天的补习无奈被迫取消，星期一的课再等待后续通知。
然而，我想得实在太美了。
把自己关进儿子们到美国留学后空出来的房间里，当一个短期囚徒。病毒应该是感应到我的心情的低落，于是趁势加强攻击。
体温飙升，头疼欲裂。
简单八个字就可以形容我的状况。
我是一个很少很少生病的人，都忘记自己上一次因生病而须卧床的日子是何时，也几乎忘记生病是什么滋味了。
白开水和运动饮料轮流不断地被我灌进肚子里，反复上厕所多次后，体温终于恢复正常，然而头疼依旧不减。我固执地坚持不吞服扑热息痛。能忍的疼痛，就忍吧，药物毕竟是外来化学品，能不服用，就不服用。
心里很愧疚，因为必须取消两堂课。
第二天，当人们在庆元宵时，我还在与病毒战斗。烧是退了，却来了个喉咙痛，那种不简单的痛。大姐送来中药和维生素C，再加一排的扑热息痛；六弟也买了嫰椰子水和中药过来。他们都知道我不轻易碰西药。我没得吃大嫂煮的bubur cha cha。到晚上，开始腹泻。一波未平，一波又起。
心，挂念着补习班的学生。
第三天，头疼稍微缓解，腹泻的频率也改善了。我天真地再做了个检测，期盼得个阴性结果，可以早日回去给学生们上课。心里一直都在担忧自己的病耽误了学生的课业。结果，事与愿违，没得回去上课。又无奈地把星期一和星期二的5堂课取消。
心情寡欢，再加上被囚禁了三天，晒不到阳光，血清素不足，有点忧郁。
学生MY的母亲特地老远送来了看来应该是蛮昂贵的天然保健品，要帮我加强免疫力的抗战能力。
2月7日，星期二，囚刑进行到第4天。放弃检测了。心知肚明结果会是怎样，何必浪费一套检测剂呢？身体状况都大有好转，还可以帮两个学生解答数学的疑问。思路渐渐清晰。
今早迎来了刑期第5天。人们都告诉我，第5天就会转阴的了，放心。把太太放在房门外的检测剂拿进“囚房”，却一直没有信心去做检测。不想再失望。然而，急于脱困的心还是按捺不住，于是又战战兢兢地做了检测。这次用了两套不同的检测剂。一种检测唾液，另一剂是检测鼻腔粘液。
结果。。。。
我一直都与几位小学及中学的老师保持联络。礼貌上，都是我主动联络老师们；老师鲜少主动联络我。这次老师来电，想必有要事，于是暂停讲课，接通电话。
“锦贵，不好意思，方便讲话吗？”
“哦哦。。。方便！方便！老师有什么事吗？”
若是其他朋友来电，我多数会说：“我在上课。有什么重要事吗？”
意思昭然不过：你有话请快说，我可不能跟你闲聊。
“还记得好多年前，你在报章投稿，文章里你提到中学的几位老师的名字，并感谢老师们对你的教诲之恩。我跟Y老师谈起这件事，他不相信，所以就想问你还有没有保留那篇文章，如果有，就麻烦你WhatsApp 给我。我要给他亲自读一读你那篇文章。”
听完老师的一番话，我差点笑了出来。心想：“怎么又是那篇文章啊？”
之前也有几位中学老师在回校日碰面时跟我聊起这篇文章，他们都是在报章上读过我那篇拙文，他们当然也是文章中我提到的那几位老师。
那是1989年某一天，22岁，血气方刚的我，在读了光华日报言论版的某篇文章后，十分不服气之下写出来反驳对方的一篇拙作。对方在文章中用词刻薄无理地指责学校老师的不是，仿佛天下所有当老师的都如他所言一般的糟，应该被她辱骂诅咒。于是我也不客气地在稿纸上与她进行笔战，本意是希望她别一竹竿打翻整船人，也顺便提醒对方写作时尽量保持风度，别像泼妇骂街那样使用粗俗恶劣的词语。文章中我提到好几位我的恩师的大名，也顺便像这些老师表达我对他们的感谢，当中包括了L老师与Y老师。毕竟，今日的我，虽然没有什么大成就，但在这些老师的指引下，不至于成为社会的负担。
这篇文章有幸被光华日报刊登出来，也这么巧地被当中几位老师读到了，于是就成了老师们的话题。当时我并不知道这篇文章在老师们当中引起多大的反应，直到后来某一天母校举行校友回校日，与久别的老师们重逢时，才从他们口中得知他们在读了那篇文章后的反应。老师们都因为我在报章里提到了他们的名字而感到无比欢欣骄傲。
原以为这件事就此告一个段落，不会再有余波，怎知道33年后，L老师还是记得这件事，竟然还来电要我把当年的文章挖出来让他重读。也幸好我还把过去刊登在报章的文章都保存下来，这才不至于让L老师失望。
